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及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着力加强自主创新”，“要坚持创新驱动”。如何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城市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使创新驱动贯穿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首都实现科学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这是北京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近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社科联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2011首都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创新驱动与首都‘十二五’发展”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助于深化对首都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的认识。
——编者
创新驱动发展是首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应用型课题
王海平(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应用型课题，在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更被赋予了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理解和研究创新驱动发展问题。
在理论层面上，把创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来研究。对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要从创新角度进行深层思考和总结反思。对于传统文化，要在创新意义上给予扬弃、发掘和继承。对于未来，不仅要把创新视为一种发展战略，更应该把它视为国家的整体发展理念。
具体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上，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实质是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之后的发展自觉。对北京来讲，人均GDP达到6000至10000美元之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经济形态转变问题，即从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转变到以知识、信息为特征的服务经济。其表象是首钢的搬迁、房地产的调控、制造业在北京的分层次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创新产业、以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是否已经具备发展的自觉。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于大周期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黄泰岩（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当前，北京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房地产调控和汽车限购，即原来的发展方式受到限制。这也表现为北京的创新驱动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北京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对于北京下一阶段特别是“十二五”期间的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整合人才和资源
黄泰岩：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明确讲到，要在全国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具体任务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柱地位初步形成，服务业比重从目前的75%左右提升到78%，打造“北京服务、北京创造”品牌。应该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既可以为北京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又可以推动北京经济的转型升级，达到转变与发展的双赢效果。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3%提高到2015年的8%。北京将其提升为支柱地位，毫无疑问所占比重会更高。北京的现代服务业如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教育培训、金融业在过去的10年中获得了12%以上的增长速度，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转变与发展的双赢，如何在转变中不降低发展速度？我认为，关键在于实现出口、投资、消费三者的协调拉动，即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绝不能放弃投资拉动。单纯的投资没有对错，核心是往哪里投。只要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投资就可以起到“一石两鸟”的效果，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统一。
北京如何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又加大投资的拉动作用？北京的发展，一定要利用社会资源，利用他人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北京必须借助已有的优势，整合全国甚至全球资源实现北京的科学发展。应该说，北京未来的发展，关键是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整合全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才和资源，使北京能迅速转变发展方式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才是北京所需要的巨大智慧。
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应注重从四个层面推进文化创新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是当前首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文化创新。
第一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价值系统的创新。北京文化创新的焦点在于北京文化精神的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灵魂所在。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涵的“北京精神”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应该作为“北京精神”的主导性内涵广泛弘扬，同时，还需要继续予以丰富和发展。例如，北京市民同全国其他地方人民相比，有一种“方正”气质，即见多识广、做事规范、有大家气派等。同时，北京市民还有“侃平”的传统品格，即以侃而促使内心平衡。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各界对北京文化精神的持续追寻渴望，还可以动员市民更加自觉地参与北京文化建设过程。
第二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重心在于妥善协调北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应该以事业导产业，即事业引导下的产业化。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中的一部分又不能不推向市场，注重经济效益，不能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面向公众日常生活，可以归为文化产业，要按市场经济逻辑运行，放开、搞活，自主生长，形成良性循环链条。同时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即涉及公众精神生活、文化传承延续的部分，应该归为文化事业，不能单纯按市场规律运行，更不能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而需要政府及全社会予以扶持、保护、补贴。
第三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传播系统建设的创新。北京拥有很多中央级的传播系统与传播平台，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进一步拓展先进的传播技术平台，建立由政府、团体、个人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传播平台，合力传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在这里，打造知名传播品牌，以品牌服人，十分关键。北京除了已有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知名文化传播品牌，还应继续打造若干在全国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发展文化经纪人市场，实施北京国际艺术节海外推广计划等等。
第四个层面是北京文化符号系统建设的创新。一是老北京文化符号。一方面，要保护老北京文化符号，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另一方面，还要重新“发现”那些在古都生活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古老而又暂时隐性的文化符号。二是新北京文化符号。北京已有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新文化符号，应当继续设计和兴建一系列新文化符号。三是国家文化符号。北京已有如五星红旗、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文化符号，还应建设一系列新的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文化符号。四是全球文化符号。一方面，创造一批能代表人类普遍性标志或身份的文化符号，这是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所必需的全球普遍性的显豁标志；另一方面，创造属于北京地方独有而同时又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地方文化符号，这应是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所必需的地方特异性的显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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